另外一方面，这又大大增强了法律系统对政治系统刺激的敏感度，从而使得政治系统能够最大限度地对法律的变迁产生影响。

第一个问题是，在原理上，宪法权利可否介入私法关系？如果从宏观上把握宪法与民法的关系，薛军教授已指出，传统上对民法体系所作的封闭性理解是根植于欧陆国家19世纪特定的政治社会之历史进程的，二战之后，民法宪法化已经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关于第(3)方面的过错标准，判词指出，过错的认定应以诚实谨慎的人在相同情况下的须尽到的注意义务为标准，同时考虑行为人的身份地位、发布内容、认知能力等因素，尤其是，根据行为人的不同身份地位，其注意义务标准也应有所不同。

因此，来自司法过程的宪法规范材料的供给，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无障碍。更重要的是，不同于陈文的路径——搜寻作为宪法规范之普遍含义的言论自由条款的解释——本文将以侵权责任构成的既有(民法)教义学为基本场域来分析舆论监督权在其中的可能位置与可能作用。本文认为，法庭确实尝试着构建或巩固一项司法规则，即涉及公众人物的名誉权纠纷中，侮辱言辞的认定标准应予提高，或者说，对舆论的更大的容忍义务，[56]但是这一标准提高到何种程度？在个案中予以提高的程度能否予以规则化定型？在本案而言，这些具体标准是不得而知的。不仅如此，有的裁判文书直接承认了宪法作为相关权利来源的地位。[59]可见，通过强调舆论监督职能的特殊性，法庭为舆论监督权的行使者附加了高于一般言论者的注意义务，使得过错的标准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具体化。

[28]冯健鹏：《我国司法判决中的宪法援引及其功能——基于已公开判决文书的实证研究》，《法学研究》2017年第3期。但必须明确的是，法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效力是待定的，言论自由条款的效力究竟如何，仍需留待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权威的、终局的回答。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全面从严治党的宪法基础研究(17CFX009)的阶段性成果。

良性违宪论的巨大弱点就在于此。实际上，这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中已经有所体现。在德国，基本法所确立的自由民主秩序属于不可修改内容。这就是改革的特殊性，即通过其自身实现正当化功能，接下来具体阐释这一逻辑。

最后，宪法学对此能够做什么？从理论上看，捍卫宪法的权威与生命力，不是画地为牢，将宪法限缩在封闭的领地。[8]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自然是不可动摇的宪法根基，变更其内涵只能通过修宪完成，应当属于宪法保留事项。

另一个问题是，由人大产生的监察委员会是否需要向人大报告工作？对此理论界曾产生较大争议，[26]但最后的安排应当是监察委员会不需要报告工作，2019年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就没有这一议程。这里或有争议，关键是监督权如何更好地融入到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体系之中。[22]翟志勇：《监察委员会与八二宪法体制的重塑》，《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第107页。然而，过度收缩就意味着对宪法本质和作用的背离，改革将最终失控。

在改革推动者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14]宪法及时做了修改，并且最后是在宪法中增设了监察委员会一节。结论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一场快速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值得我们深入总结其特征和规律。[14]主张修宪的论述有很多，可参见郑磊：《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修宪论纲》，《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第132-136页。第二，监察制度如何输入人权保护原则？不言而喻，宪法是人权保护法。

第五条规定：任何一州，未经其同意，不得被剥夺它在参议院中的平等投票权。[3]张峰振：《论宪法保留》，《政法论坛》2018年第4期，第35页。

[37]张千帆：《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98-599页。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特别重视于法有据的问题，这是其成功的重要保证。

一个观察视角是，在20世纪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时，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成绩斐然，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被强调得较多。回顾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过程，试点、立法与修宪是改革的三步曲。改革中的宪法收缩并非是好与坏的简单判断，它只是表明宪法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处于不活跃的状态。[6]陈慈阳：《宪法学》，元照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41-142页。然而，争议并未消除，核心争议即宪法是否需要载明关于监察制度的更多基本内容，它涉及下文将讨论的争议性问题。这就为确立宪法保留的观念提供了政治空间。

总而言之，结构性控制容纳了宪法的规范属性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特殊逻辑，是政治主导之下的带有一定改革尊让性特征的宪法控制方式。引述美国的历史是想说明在政治性变革时期，宪法始终充满了张力并且必然会成为瞩目的焦点。

实际上，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要求运用于宪法保留事项改革，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考虑，这也是我们处理改革与法治关系的进步。以新的符合法治精神和法治要求的制度形式继续深入反腐败，改革最终落脚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在制度设计和程序控制的重大问题方面，宪法始终是主要的影响因素，理论界的讨论也影响到了政治过程，宪法控制力体现在价值输入、制度设计和过程控制等不同方面。宪法对此进行结构性控制，既为改革提供约束机制，又受制于改革塑造的新秩序。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适应了这一民主要求。[23]前引[16]，秦前红文，第37页。第三，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宪法条款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理论共识。合署办公既是人员、机构的合体，也是权责的合体，它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国家机构和党的机构原则性分开的局面。

这属于一种党政合体的结构，党内监督仍属于党的自我监督，国家监察则属于对国家机构的外部监督，两者一体化形成了对全体党员和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全覆盖。[18]张翔、赖伟能：《基本权利作为国家权力配置的消极规范——以监察制度改革试点中的留置措施为例》，《法律科学》2017年第6期，第34页。

三、宪法的结构性控制与改革自身的正当化价值 (一)宪法结构性控制及其前提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并没有从修宪开始，而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支持下，由中央推动在地方试点，从先行试点到各省市全面推开，再到修宪和国家监察立法建立全国性体制。[9]理论界提出过良性违宪、改革宪法、宪法变通、宪法建造等理论，反映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12]秦前红：《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与全国人大授权之关系探讨——以国家监察委员会为研究对象》，《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第24-31页。这主要是由我国的立法体制所决定的——全国人大的会期较短，而立法草案审议主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

四、宪法收缩及其界限 (一)改革中的宪法收缩现象 对政治体制改革来说，宪法的结构性控制是否有效是一个难题，所以还要评估结构性控制的程度。[41]发现宪法结构性控制的意义，目的是理解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宪法规律。这就要求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事实上，八二宪法对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讳莫如深的。

(二)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我国引入宪法保留理论是较为迟滞的，这突出表现在改革与宪法的关系上。[38]Gary D. Rowe，Lochner Revisionism Revisited，24 Law Social Inquiry 221-225(1999). [39]童之伟：《良性违宪不宜肯定——对郝铁川同志有关主张的不同看法》，《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第19-22页。

[40]李少文：《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修宪工程》，《开放时代》2018年特刊，第204-205页。[2][英]惠尔：《现代宪法》，翟小波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三者如何有机统一？一方面，三者不可偏废，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要求。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宪法工程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目前已取得重大进展，主要表现在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了监察委员会的有关内容，《监察法》颁布施行，各级监察委员会建立并有效运行，监察制度业已成为我国的重要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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